乾元重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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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币版别

乾元重宝是中国唐朝由官方铸造发行的铜质铸币。有“乾元重宝”和“重轮乾元重宝”两种。因官价规定，面值大于开元通宝，并且有很高的兑换率，又因乾元年间发行，所以称为“乾元重宝”。民间俗称“乾元大钱”。唐肃宗乾元元年七月，御史中丞奏请铸行“乾元重宝”，以乾元重宝一枚当开元通宝十枚。乾元重宝钱径2.7厘米，重5.97克，钱文隶书，顺读，书法精妙，有光背及背下俯月、朱雀、穿上或穿下祥云或星文的。政府于乾元二年铸行乾元重宝重轮钱，钱背面外廓双层，故叫“重轮钱”，到肃宗死后代宗继位时，便下令停铸大钱，独行开元通宝小钱。乾元重宝为圆形，内有方孔，铸有凸文“乾元重宝”四字，隶书直读。初铸轮廓深峻，后期较为轻小。宝应元年后所铸乾元小钱，背有星、月、祥云、瑞纹。乾元重宝初以1当开元通宝10，两种钱币同时流通。基本信息乾元重宝直径2.7厘米，每文重1钱6分，即5克，又叫“当十乾元”。每千文重10斤8钱。乾元二年又铸“重轮乾元重宝”，又叫“重棱钱”，1当开元通宝50。直径3.5厘米，重3钱2分，即11.94克（有人测定为12.3克），也有特小的，每千文重20斤乾元二年（公元759年）在国家财政不堪巨大的军费开支重压下，唐王朝又发行了“乾元重宝”当五十的大钱，该钱背面的外郭为重轮，俗称重轮乾元钱，这种大钱3.6厘米左右，重约20克，每缗重二十斤，但是对“开元通宝”作价则为一当五十。这样，重轮乾元钱.“乾元重宝”。“开元通宝”三钱并行流通，仅半年，市面出现了混乱，通货贬值，物价上涨，货币购买力低落和私铸盛行，由于“开元通宝”每枚重四克，五枚即可私铸一枚重轮乾元钱，可获十倍的利益，良币“开元通宝”很快就在退出流通市场，而“犯私铸者日有数百，州县不能禁。”《新唐书·食货四》记载“法既屡易，物价腾贵，米斗钱至七千，饿死者满道。初有“虚钱”，京师人人私铸，并小钱，坏钟，像，犯禁者愈众。郑叔清为京兆尹，数月榜死八百人。”第五琦因推行货币减重政策，引起物价狂涨，被贬职。问题重重上元元年（公元760年）接替第五琦为铸钱史的是度支郎中兼侍御史刘晏，他担任新职务后立即改行新的货币政策，注意了调整“开元通宝”与重轮乾元钱。“乾元重宝”的比例关系，逐步促成统一的币制。首先将重轮乾元钱改为一当三十，并抬高“开元通宝”钱，使其与“乾元重宝”当十钱等价，皆为一当十流通。虽然调整了三种钱的比值关系，但是使“开元通宝”也成为了大钱，货币贬值没有得到解决。修改制度宝应元年（公元762年）代宗继位，铸钱史刘晏又改“乾元重宝”以一当二，重轮乾元钱以一当三，基本上使各种铜钱都按照它的实际价值流通。但“凡三日后大小钱，皆以一当一。”更进一步将“乾元重宝”。重轮乾元钱的法定价值贬值到它的实际价值以下,安史之乱之后，朝廷财政更加困难。为此，御史中丞第五琦（“第五”是姓氏）建议发行虚价大钱，一当开元通宝十，被唐肃宗李亨采纳，于乾元元年（公元758年）颁诏施行。乾元二年，第五琦得以升迁，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乾元重宝以大幅度的钱币减重进行贬值。比如重轮乾元重宝的重量不到开元通宝钱的3倍，法定币值却要等于开元钱的50倍。因此，私铸大盛。在短短的几个月内，因犯私铸罪而被拷打致死的就有800余人，但仍然屡禁不止。通货膨胀由于乾元重宝与开元通宝两种同时流通，人们往往将含铜量较高的开元通宝收藏，而将乾元重宝尽量出手，出现了“劣币驱良币”的现象。乾元重宝发行后，不仅不能解救朝廷财政困难，反而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，物价飞涨，米价高达7000钱，大批人饿死。史书记载“致物价腾踊，饿馑相望”。因此，这项币制改革遭到朝野责难。乾元二年（公元759年）11月，主持这项改革的第五琦被贬任忠州长史。草草收场肃宗上元元年（公元760年），规定旧开元通宝钱与乾元重宝钱都当10文用，重棱乾元重宝钱当20文。代宗宝应元年（公元762年）改重轮乾元重宝钱与普通乾元重宝钱为1当3（即当开元通宝钱3），乾元小钱1当2。3天后又改为一律1当1。于是私铸又转为私溶，每千个乾元钱可得铜20斤，可改铸开元钱3000多文，获利3倍多。这要先看看当时铸钱的历史背景。初行时尚可，愈后减重钱愈多，只求其形，无论轻重。因此，民间对初铸之官样钱，颇为珍惜，一到手就藏起来，不再流通。以致后世发现极少。并且，当时实行虚值的通货膨胀，给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雪上加霜，物价飞涨，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，“中外皆以（第五）琦变法之弊，封奏日闻”。朝廷无奈将第五琦贬官，降低大钱比值，又以重轮乾元钱一当三，普通乾元钱一当二。其后，大小钱均一当一。自此大钱退出流通领域，多被熔铸为小钱。此二种版式本来铸量很少，屡经销熔，能够流存下来的已经是稀中之稀了。